捞出近万头死猪，黄埔江被戏称为“排骨汤”。对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人们不禁拷问——
据最新报道，截至3月18日，上海黄浦江打捞出死猪总数逼近万头，每天打捞数量以百计甚至千计。黄浦江如今被人们戏称为“排骨汤”，畜禽尸体处理也因此备受关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的无害化处理方式目前仍以深埋为主，几乎没有统一的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
处理方式待改进
我国饲养家禽存栏达到130亿只，生猪10多亿只。即使按照生猪正常死亡率3％计算，仅病死猪的数量就是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处理畜禽尸体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然而，这却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重视。”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公司董事长陈瑞爱看来，畜禽尸体随意丢弃的现象已经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此大规模的爆发是对轻视该问题的警示。
记者了解到，对于畜禽尸体，目前，养殖户采用的无害化处理方式主要有掩埋法与焚烧法两种，深埋仍是主要手段。
对于从黄浦江打捞出来的死猪，目前，上海市已经在远离公共场所和居住区的地方建立了6个临时深埋处置点。在掩埋深坑中，先浇上消毒液，将死猪放入坑中后再给死猪做全身消毒，最后用几米厚的泥土将死猪掩埋，并在泥土上浇上第三道消毒液。
“处理得当，深埋是安全的，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伤害。”陈瑞爱告诉记者。
然而，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养殖集约化程度一直不高，散养户占据40%以上。对于散养户，深埋的处理方式意味着泥土的简单覆盖。
“由于土壤面积有限，深埋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必须推进焚烧、生物等处理方法的实施。”陈瑞爱很是忧虑。
责任主体须明确
“建立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呼吁已有十年之久。”陈瑞爱指出，处理责任主体不明确是我国统一无害化处理体系长久得不到落实的主要原因。
浙江嘉兴的一位工作人员指出，嘉兴散户比较多，规模较小，不利于监管，处理池也需达到一定规模才可能建设，并且，处理起来成本较高。因此，很多散养户或者养殖企业会选择把死猪扔在水里顺流而下，而这已成当地风俗。
2011年7月，国家出台政策，对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
“80元的补助太低，况且能否落实也值得怀疑。”陈瑞爱认为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公共安全卫生意识太淡漠，没有意识到畜禽尸体的处理对于养殖健康、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的重大影响。
“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陈瑞爱建议，对于散养户的养殖，政府要给予适当的补贴，并设置准入门槛。只有这样，散养殖户才会愿意聚集，配合政府。“而准入门槛的建设一方面可以解决监管的难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区域跨度、饲养密度、饲养人群的把握，统一建立无害化处理中心和监管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够长远地解决问题。”
广西大学副校长陈保善则认为，应该通过建立有效的畜禽养殖保险制度，给予养殖户最起码的生产保障，以此完善责任追究制，把养殖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流通的责任落到实处。“要对补助进行监督，拿了钱的养殖户要承担相应责任。”
陈瑞爱表示，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建立，在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政府也可以依托大的一体化公司，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联动机制要先行
在陈保善看来，“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折射的不仅是政府在环保意识上的淡薄，“从环保全局性考虑，我国现在的治理机制缺乏区域协调和联动”。
江中漂流畜禽尸体的现象已经不是一次，据有关打捞人员表示，只是此次规模最大。
“事情的处理暴露出来我们在区域联动处理方面有很多漏洞。”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乐认为，利益诉求的博弈在死猪事件上突出暴露出来。“下游地区政府应该认识到上游为环境保护付出的代价，并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
记者了解到，2012年年初，安徽和浙江就新安江上游水环境的治理问题建立生态补偿的机制。若水质较基本限值改善，浙江将补偿资金拨付给安徽省，若水质恶化，则安徽省将补偿资金拨付给浙江，而目前，上海方面没有建立相关的机制。
“这次事件在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上是一个实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郁鸿胜告诉记者，死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区域联动对于突发事件管理和执法的推进。“目前，联动机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办法和预案比较缺少。”
此外，郁鸿胜指出，由于各级政府层面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一样。地区之间的合作应该具体到点、线、面，“突发事件往往发生在乡镇和区县，不能仅仅局限在省级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