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管轶的实验室分析，引发江卓群病例的禽流感病毒就来自深圳当地。管轶博士是世界卫生组织最信任的禽流感专家之一，过去数年中，他的团队已从收集到的十多万份样本中排出了250多个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因此可以得出准确的比照结论。
不过，对中国大陆已经出现的20例(加上卫生部不久前刚追溯确认的2003年的1例，是21例)人禽流感病例，他却“不熟悉”。“我没有条件接触到详细的情况。”他说。
管轶认为，国内人禽流感病例的发展轨迹中有值得警惕的变化——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些人禽流感患者都来自有禽类发病的农村，病人常常有家禽接触史，不过在最近的一些病例中，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开始有病人出现。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顾江也做过大量禽流感研究，因解剖过较多的人禽流感患者尸体而掌握了重要的相关信息。他的看法与管轶不同：“虽然患者的分布从农村到了城市，但还不能说其中就体现了发病的趋势和规律。一些患者说自己没有接触禽类，很可能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如染病野鸟飞过城市时患者接触到了它的粪便，或者禽鸟污染过的水源。”
深圳市卫生局说，江卓群病例只是“散在的个案”。顾江认为“散在”是正常的：“目前这种病的分布特征就是这样。”
管轶则说：“在这些已报告的病例中除了极少数是家人同时感染之外，都报称是散在的个案。但中国太大了，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其中是否有统计不全，可能也难以判定。”
假如有病例遗漏，对于人类未来数年的公共安全来说，将是个明显的损失。“比如说有人被感染了禽流感，由于各种原因悄悄死掉了，那么我们就不会知道他体内的病毒序列，整个禽流感的防治进程会受到影响。”
就国内的人禽流感病例来说，管轶和顾江共同的遗憾是死亡率太高。最近一年来的20位病人中死亡了13例，死亡率65%，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50%。他们均认为，“救治较晚”是最直接的原因。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肺炎，才怀疑是禽流感，这样容易造成普遍性的漏诊。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责怪医生，因为要有检验是否禽流感的意识，首先他要清楚本地是不是面临禽流感传播的危险。为什么我们总是说防治人禽流感，需要农业部门和卫生部门的合作？信息的交流最重要，农业部门及时预警，才能提高医生的警觉意识。”管轶说。
一个明显的对比是，越南的人禽流感死亡率约在50%，最低时曾达到过20%。管轶认为，这证明了“信息”比“药物”更重要。
管轶和他的研究室在中国大陆的禽流感病毒搜索被称为是“地毯式”的，他发现，禽流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甚至做不完。“人类对流感病毒的知识很有限，很多问题仍是未知。包括禽流感疫苗的研究也是这样。为什么疫苗研制后未必有效？因为病毒总是在变异，人类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不过他提醒说，单就目前所需的防治操作来说，既不复杂也不困难。他多次举例说，泰国已经证明了禽流感是可以控制的。泰国采取的是“村对村”的联防策略，每个村都有志愿者每天报告村里有无死鸡并进行盘点。这种严密的监测使得泰国的禽流感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对待禽流感最好的武器是很常规的，”他说，“信息透明，科学对待。”
顾江对禽流感病毒的发展前景很警觉，他相信，大规模的疫情迟早要来。
荷兰病毒学家阿尔贝特·奥斯特豪斯曾做出过著名的悲观预测：“一场人类流感瘟疫可使世界人口的20%得病。在短短几个月内会有将近3000万人躺在医院里，他们中将有1／4死亡。”
对于国内的禽流感研究，顾江的看法是，比国际水平要落后一些。“禽流感研究分为很多部分，其中我们在病理机制方面的研究不能算落后，但是疫苗研制和受体研究(病毒与生物体结合后的反应)方面稍显滞后。”
就目前来说，在禽流感病毒没有完成致命的变异之前，管轶相信，把患者的死亡率降下来是卫生系统最应该做的事情。“要早期诊断，关键是医生的头脑中有这根弦，检测本身并不难。”
2004年底，管轶领导数十名科学家，研制出了全球首支H5N1禽流感病毒快速诊断试剂盒。如今对病人使用这样一个试剂盒，仅需70多元。与一般公众的印象不同的是，他说：“早期检测禽流感病毒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
“越南在禽流感流行后期的早期诊断率已经很高了，”他说，“中国内地目前的水准相当于越南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