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国各地的猪价普遍大幅升高。

　　“这简直和炒股票差不多。”冯毫益说。屠宰场晚上做第二天生猪装车计划时，和猪贩子谈好是每公斤12元，但是等装车的时候就变成了12.2元，装完车就变成了12.4元，当车上路了之后，就变成了12.6元，甚至12.8元。

　　导致猪荒最直接的原因是去年南方发生了大规模的生猪疫情，而其它地区的养猪户并不了解这一信息，反而因为当时猪价低迷，大幅减少了养殖数量。两项相加，一场前所未有的猪荒于上月爆发。

　　站在40号摊位前，43岁的赵承水手起刀落，一块五斤的瘦猪肉被砍了下来。

　　“每斤8块，不还价！”赵头也没回，嘴里蹦出一句话。这里是北京市最大的农产品交易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赵承水的摊位经营权是他花了10万元获得的。

　　几个小时前，在镁光灯中，国家工商总局官员在各方人士簇拥下，前来检查过猪肉市场运行情况。这一天是5月31日。自从今年5月猪肉价格开始直线涨开以来，这些卖猪肉的商贩们已经不止一次上了电视、报纸。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是自1997年以来猪肉价格涨得最高的一次。

　　据官方的报纸披露，现在全国的猪肉都在涨价，甚至有专家分析说，这是通货膨胀的前奏。这一刻，高涨的猪肉价格成了上自国家高层、下至普通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猪价上涨的势头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但通过各种媒体报道，人们才开始知道去年生猪行业疫情蔓延、养猪成本增加等行业内的信息。

　　事实上，一幅猪肉价格的上涨曲线图从去年10月底就已经形成。其直接原因就是生猪数量越来越少。

　　按照市场供需规律，当去年南方发生大规模疫情时，其他地区的养猪户们如果及时掌握这一信息，并作出尽快多养猪的决策，那今年的猪荒局面应可避免。但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更多的养猪户始终处于信息封闭状态，他们在去年市场价格低迷时作出了减少养殖数量的决策。

　　直到今年6月4日，新华社才发布了来自农业部的消息——根据统计，1至5月份全国发病猪总数为4.5万头，死亡总数为1.8万头。文中提到2006年夏、秋季首次爆发的变种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对农民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但没有提及去年发病死亡的生猪数量。

　　在这个消息公布时，猪肉价格已经抵达历史高位。

　　“抢猪和炒股票差不多”

　　“你不是说再过两个小时就到了，是不是要变线啊？”在北京市第五肉类联合加工厂采购部办公室内，负责采购的冯毫益紧握手机在做一位猪贩子的“思想工作”。

　　时间已经是5月31日下午6点。冯毫益说，从黑龙江过来的猪贩子在路上似乎要变线——他们准备将运来的生猪送到北京的另外一家屠宰场。

　　已经戒了一年烟的冯毫益，这时点燃一支烟，狠抽了一口。他最终作出妥协——猪价从11.7元涨到了11.9元。自从生猪价格上涨以来，冯毫益便主动从工厂总经理的位置下到生猪采购部打“攻坚战”。

　　“这简直和炒股票差不多。”冯毫益说。当屠宰场晚上做第二天生猪装车计划的时候，和猪贩子谈好是每公斤12元，但是等装车的时候就变成了12.2元，装完车就变成了12.4元，当车上路了之后，就变成了12.6元，甚至12.8元。用这些采购人员的话讲，只要猪没有进入屠宰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尽一切可能找到猪源，在这里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在一张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全国地图前，该厂的采购人员不时地用笔在黑龙江、吉林、沈阳的板块上寻找着猪源地。

　　据多位专家透露，这场全国性的猪源紧张，最早源于去年席卷中国主要养猪省份的猪疫情，其中发病严重的养猪省份的猪存栏量甚至减少一半以上。

　　今年春节过后，受猪疫情影响最小的东三省便成了全国的猪源抢夺地。这场争夺战的主角是北京、天津、山东、上海等地。

　　记者从黑龙江相关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目前，黑龙江每天销往外省市约有1万头生猪，比去年同期增加30%左右。

　　北京市第五肉类联合加工厂也加入了这场争夺猪源的战斗之中。从今年3月开始，该厂每天早晨七点钟都会召开会议，各部门参与分析市场形势。他们最初试图压低收购生猪价格，以应对零售市场的激烈竞争。但时间不久，他们就发现，其他屠宰场已经向猪贩子给出了高价。

　　“我们必须要涨，而且比其他屠宰场给的价格还要高，否则工厂就没猪了。”北京第五肉类联合加工厂一位销售经理说。

　　一位业内人士说，对于屠宰企业来说，只有当毛猪的进价较低的时候，肉类屠宰企业才有利润空间，因为一般猪的副产品也是算作进价的。毛猪进价越高，他们必须要加更多的利润，才能弥补副产品损失。

　　北京市第五肉类联合加工厂综合部经理暴震雷告诉记者，他们只有每头猪赚到35元才能满足基本开销。

　　“干一年纯利润能有200万就乐坏了。”暴震雷说。

　　但是现在，自5月下旬北京猪价高位运行以来，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亏本。工厂的管理层已经给相关部门打了报告，想获得政府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