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死猪事件进入“无责回应”模式。浙江嘉兴开了通报会，洋洋数千言。媒体称这是嘉兴在公布死猪原因，但看过觉得不过是大表其高度重视而已。
事前高度重视，嘉兴早有完备的无害化处理系统；事发后高度重视，上下各级都在紧张处置；以后还要高度重视，措施有六条之多。也弱弱地喊了声冤枉，死猪未必都来自嘉兴，就算拿到耳标，也不排除只是首次接种在嘉兴后来卖往他处养殖。尤其继续发布安民告示：没有疫情。
至于死猪原因，也说了四条，貌似系统：一是养殖量大，成活率比上不足，正常死亡绝对量大；二是小猪为多，是寒潮受冻，引起腹泻等；三是养猪户随意丢弃；四是死亡时间多在半月以上，非一时暴发。但前两条勉强算是死猪原因，正常死、受冻死，后两条算什么死猪原因呢？
嘉兴官方数千言正式通报，不只未表示有责任，甚至连不安和愧疚都没有。直到现在，嘉兴只有一个官员在人民网面对网友时说过一句“我们也很惭愧”。上海方面，当然更加不会有“责任意识”，他们是受害方，同时宣布水源合格，水质未受影响，好像受害也有限。河道、水务、环境等方面都好像只是受害者而已。
处置也是有趣的，上海“打捞关口前移”，嘉兴“杜绝死猪出界”，跟一年前广西河池龙江镉污染不由人意地爆发时的办法差不多。这就好像让死猪污染本地的河段，关系不大；又好像死猪捞起了，水流到下游也没事。
地方政府，现在真的有了“地方”的感觉。出了事情，不出自己的地界，或者不让事情进入自己的地界，就好。这是“守土有责”吧，但其实也是“失土无责”。嘉兴有那么多猪漂在河里，算是失土，但政府无责。死猪漂到上海，上海也失土，但源头在嘉兴，所以更加无责。“杜绝越界”，政府间关系就维护了，至于向民众交待，是只要说一下“稍安勿躁”就可以了的。
政府责任的界限，不止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地方多感冤枉。前几天，浙江绍兴市市长钱建民在全国两会发言，直指现在问责不公。去年媒体曝光皮革胶囊事件，绍兴官员多人被问责。胶囊标准2012年才出台，出台后地方并未接到实施通知，而且药品由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毒胶囊有多省数百家企业涉案，中央有关部门却无一人问责，“甚至连个出面道歉的也没有”。
有人看电影看出门道，每临战斗，电影里的敌军头领喊的是“给我上”，做押阵官；而我军指挥员喊的是“跟我上”，身先士卒。现在，情况又如何？
“新时期”开始之时，1979年，渤海钻井平台颠覆，72名工人身亡，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判刑，石油部长宋振明辞职，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1980年，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了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被一位厨师举报，被免职。这些，现在听起来像不像天方夜谭？
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现在都是老生常谈，但很多时候，服务和责任确实都有限起来了，而权力则并没有有限起来。一旦出事，上头无所自责，只是问责下头，直问到普通工作人员，乃至农民和临时工等头上为止，他们是无所逭逃的。
黄浦江死猪事件，也正在向“政府无责”演进。农业部在指导和负责调查，相关地方政府在表示一无过错，而农民法制意识淡漠、随意丢弃死猪的陋习，要承担道德和法律后果。拿到耳标后按图索骥找到那些养猪户，就是严肃处理的全部表现。
(刘洪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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