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民众积极监督，监管机关从严处罚，企业加强自律，我觉得食品安全可以大大地改观。 ——刘身利
“中国人有句话说，民以食为天，所以食品安全是一个天大的事。”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傅莹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回答关于食品安全方面问题时这样说道。“非常欢迎社会各界能够提出好的建议和意见，能把正在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修订好，使我们在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方面能够切实地有法可依。”
同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人的生命最为宝贵，要采取更坚决措施，全方位强化安全生产，全过程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新京报记者专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农发集团董事长刘身利，他表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有信心，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隐忧。对破坏食品安全的行为，一定要严惩。
中国农业需要走出去
新京报：习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非常重视食品安全。您觉得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症结在哪里？食品安全的这个症结如何改善？
刘身利：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每一个老百姓都很关注，当然我也是老百姓。这涉及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数，不仅我们，我们的后代，粮食不安全食品不安全，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中国的粮食安全怎么样？昨天有一位领导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期。这是他的看法，我觉得我们要冷静地看待，我们的粮食安全经过多年采取一系列的举措，粮食多年都连续取得大丰收，应对保证粮食安全有很好重要支撑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是不是我们的粮食安全就没有隐忧、没有问题呢？从量的角度来说，总量够不够？我们一定要把粮食安全置于国际大背景之下，置于我们整个农业发展过程的当中进行分析。现在有一个现象是，库存这么多粮食，是不是已经粮食过剩，已经没有安全问题了，我觉得不要简单地下结论。
粮食安全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还是要立足我们中国的国土，立足国内的农业，中国人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还要产中国粮，这个是不能变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排斥和否定，就是我们的农业走出去，进行国际农业合作，充分应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展互惠互利的国际农业合作。国际上很多的成功经验证明，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农业。
新京报：中国农业具体应该如何走出去？
刘身利：中农发集团走出去是非常成功的。第一，我们的渔船走出去，主张了中国的海洋权益，过去在公海上没有中国人的影子。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我们公司分享国际资源，大概1000万吨鱼，其中四分之一运回国，解决了我们国内吃鱼的问题，这是个好处。大部分投向国际市场，可以挣一些外汇。
如果我们的渔船不走出去，就在我国的沿海捕过来、捕过去，我们自己的资源也会面临衰退，走出去可以减轻我们沿海渔业资源的负担和压力。在国际公海上捕捞，可以一定程度地把国内的沿海资源有效地保护起来。同时，也可以给其他国家带去财政收入，增加就业。
新京报：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也提到，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农发最初是如何走出去的？
刘身利：大概在80年代，国有企业遇到很大的困难，人员负担重，企业的资金能力，营业能力下降。就是因为这个困难，我们走出去了。我们的第一支团队，从福建的马尾港，就是郑和下西洋的那个码头出发。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最后到了大西洋，到了非洲，13条渔船223人，发展到现在20000多人，400条渔船。当时几千万资产发展到现在上百亿资产。我们走出去，保证了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好的支撑。
再比如说南极，多位院士和专家向国务院呼吁，要开发极地渔业，具体就是南极的磷虾。南极是一个公共的海域，不是任何国家所有的，那里有大量的渔业资源，重点是磷虾，年产量15亿吨，每年可以开放0.8亿吨到1亿吨。一斤虾的营养相当于几斤粮食，应该说是很好的食品，很好的饲料添加剂。
新京报：有其他国家去吗？
刘身利：他们也去了，挪威、德国都去了，还有日本、韩国。
新京报：我国在政策上有什么鼓励吗？
刘身利：鼓励发展南极磷虾的，已经出台了一个专门扶持的文件。比如说造船给你补贴，给你科技经费等一系列的政策。
新京报：走出去的只有渔业吗？
刘身利：不光是水产，我们在海外办了十几个农场，生产的粮食、鸡蛋、肉、牛奶供应当地非洲国家，成了当地重要的支柱。
新京报：这些产品只是在当地销售吗？
刘身利：当然我们也有运回来的，比如说坦桑尼亚种的剑麻，是非常好的一种农产品，有很广泛的用途，我们把它运回来了。
破坏食品安全应严惩
新京报：刚才说的是数量上，那么从质量上，如何看待食品安全的问题？
刘身利：我认为，总体上我们国家的食品是安全的。当然也不能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也可能确实存在一些不法的企业，不法的自然人，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造成了一些有毒有害的产品。
但是今后怎么样才能更安全一些，而且让这个安全更持久一些，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全社会，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大家来共同追求的目标。我们作为企业，作为生产者，我觉得负有重要的责任。特别是我们作为大型的国有的农业企业，应该带头生产安全的食品，放心的食品。
新京报：中农发集团有什么特色的规章制度，来保证生产的食品是安全的？
刘身利：企业要讲自律。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要按照安全的规范，进行生产加工。比如说我们生产的牛羊肉，我们有农场牧场，在养殖的环节，就要按照规范的要求，在饲料方面把关，免受污染。在加工当中，完全要按照国家的规范，保证是优良的，安全的。
企业自律的同时，国家要监管，民众要监督。我觉得这几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民众积极监督，监管机关从严处罚，企业加强自律，我觉得食品安全可以大大地改观。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和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现在应该说见到成效了。如果真有人有意制造有毒有害的食品，会受到谴责和处罚，不能让他畅通无阻，这就是社会的进步。我对中国的食品安全还是有信心的。
新京报：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前两天谈到，食品安全的很多问题是因为生产企业的小、散、乱。如果食品企业，不管生产还是加工，形成一个大的集团或者是联盟的话，会有利于安全性的提高，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刘身利：我们讲生产要实行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农村的种植业也好，养殖业也好。现在客观上，我们还有很多是非集约化的，这种生产不仅效益低下，同时确实也会对食品的安全，带来一些影响。如果我们的食品生产环节，还有加工环节，实现了更加规范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对食品的安全肯定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设想一个大的屠宰场，不仅仅要检疫，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安全规范操作，加工之后要排酸，排酸后要冷藏进入冷链系统。你就按照这个规范，安全就有保障。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小作坊，几个人就弄一头牛，或者一个猪，摆在地下就这么宰了，谁给你检验，谁给你排酸，也没有什么冷链系统。可能在加工的环节，或者在销售过程中受到一些污染。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是应该鼓励的。这是对食品安全能够起到重要保障作用的。
新京报：这次食品安全法修订，一些人主张加大法律严惩，靠“重典”治理食品安全，另一些人主张加强行业的竞争，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保证食品安全。您持什么观点？
刘身利：一定要严厉处罚。比如说吊销执照。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有一个食品安全问题，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销售，一言难尽。现在只能是政府通过立法，通过设置机构进行专门监管，然后对违规违法行为从重处罚。不说让他倾家荡产，但至少是让他付出更多的代价。
新京报记者 赵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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