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期货：好事为何如此多磨
■本报记者 江宜航
对于猪肉价格涨跌犹如过山车一样高低起伏，人们不禁担心：“疯狂的猪肉”是否会卷土重来？
“实际上，针对这些变化的措施都抵不上生猪期货的效应，很多政策都是事后补救而不如期货那样事前预防。
”针对当前猪肉价格和生猪产业现状，武汉金龙畜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贤忠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生猪期货：生猪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避险工具
7月3日上午，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驱车来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街的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时，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湖北省正值高温和洪水肆虐期，“主要领导都下乡督查畜禽的疾病防控工作了。”
“生猪期货是猪肉产业链避险的法宝，湖北省尤为重视。”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总畜牧师向远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武汉地处中部，当地猪肉价格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个生猪质量产业标准已经在武汉市江夏区诞生。
对于国内首个生猪期货交割中心落户江夏区，江夏区畜牧兽医局办公室主任况辉很是自豪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争取首个试点，好几个养猪大省都竞争得比较激烈，最后武汉胜出了。”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生猪行业价格暴涨暴跌，波动周期明显缩短，农民养猪基本上是赚两年亏一年，生猪饲养如何才能走出怪圈？作为重要的避险手段，生猪期货成为重要避险手段日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生猪期货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雷贤忠表示，生猪期货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了一个供需均衡的远期价格，这一价格将是养殖户科学决策的依据。一旦猪肉价格低迷，投机者和贸易商购入期货，自然会将生猪价格抬高，而当猪价走高时，这些投机者和贸易商又会将期货抛出，生猪价格自然有所回落。这样的话，市场自我调节而不用政府补贴，“吃到放心的平价猪肉也就不难了”。
生猪期货：上市遭遇尴尬
但生猪期货，似乎仍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唐人神集团董事长陶一山首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建议上市生猪期货议案。转眼五年过去了，每年业界都有不少人士提议上市生猪期货，然而时机似乎总是不合适。
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徐涤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7年和2008年两年间，国内各界为生猪期货能“顺产”而纷纷献言献策，甚至，众多媒体报道大商所或将在2008年年内放行生猪期货。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时，生猪期货迟迟没有动静。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出台的《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也首次提到采取期货交易等措施稳定发展养猪产业。
但正如万年生猪集团董事长汪世彪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所表示的：“生猪期货是‘只听雷声不见下雨’。”
据悉，大商所在2008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生猪期货合约、规则制度的市场调研和设计等准备工作。然而，如此尽占天时、地利、人和的生猪期货，却又为何迟迟不见上市？
对此，江夏区畜牧兽医局总畜牧师宋文登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透露，“这和相关主管部门认识有关，也存在一个契机问题。”
据宋文登介绍，目前，大商所对于生猪期货合约交割的基本设计思路是，生猪期货交割将采取养殖场、屠宰场、现货批发市场三场一体的交割方式，以养殖和屠宰场代库，这样减少了生猪的转运等环节，活猪交割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对此，雷贤忠则表示了疑义：“完全的现货交割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诸如生猪大规模集中疾病防控问题比较棘手，事实上，实行现金交割的方式或许更加有效。”
对于生猪期货迟迟没有推出，国内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和美国用现金交割不同，我国实施的是实物交割的制度。在交割时标的物的质量指标（生猪重量、膘厚等）可能很难实现标准化。而对于这种无法实现标准化的工具，政府不会轻易推出。
“农业部和商务部没有我们这些企业对于市场那么敏感，知道市场最需要什么。”雷贤忠说。期货最大作用在于套期保值，而非交割。实际上，生猪期货交割比例不会超过交易量20％，投机者不可能参与实物交割，因此，有关部门对交割问题是多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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