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国自2018年8月份报道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疫情呈现出快速蔓延态势，也由原来设想的“歼灭战”转化为“持久战”。不同媒体机构对生猪产能降幅预估多在25%-60%，同时猪肉消费量下降，家禽业作为快速替代品产能快速增加，据统计，2019年1-5月份猪肉消费下降13%，而同期鸡肉产量同比增加16.1%，全年禽肉增产潜力大于300万吨；同期鸡蛋产量同比增加3.2%。我国系统防控能力的缺失和基层的乱像，使得“控瘟”难以快速生效，打乱了养猪业的发展格局和步伐，让我们付出了几乎难以承受的代价。未来即使有可靠、有效的疫苗出现，猪群重建也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仍需要几年的时间。

 

    那么，非洲猪瘟的发生促使行业不得不做出许多重大改变。一是疫病防控的理念会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养殖户大部分是“有免疫，无防疫”，生物安全理念缺乏，非洲猪瘟血的教训，会让人们对生物安全高度重视，必然会实现对其他疫病更加有效的控制，中国猪病的防控水平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提高，并真正体会到疫病防控才是从事养猪业的第一要务，过去几年行业热衷的“效率第一，成本为王”的经营理念，不得不回归到“活下来”、“安全第一”的原点之上。二是改变了养猪业的布局和结构。未来养猪业布局集中将趋于分散，适度规模发展，养殖密集区成为了疫病重灾区，传统的散养户、小规模会快速退出，专业化、规模化饲养将成为新的趋势。三是专业化的物流运输会快速发展。生物安全不仅仅与猪场有关，饲料、猪的运输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论是饲料运输车、仔猪运输车，还是收猪车、猪肉冷链运输车，都必然走向规范化和专业化，专业化物流公司的发展和产业化的运营，将使得运输环节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和关键点。四是屠宰加工业转型升级和上下游结合成为新趋势。因为屠宰加工和运输环节对我国非洲猪瘟流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更甚于其他任何一个因素，非洲猪瘟的出现，暴露了区域养猪生产与屠宰能力不匹配的弊端，也使大集团意识到自己没有屠宰场的局限，从运猪到送肉，从批发白条到卖分割肉，从冷鲜肉到冷冻肉、调理品再到熟食品趋势已定。五是投资成本大大提高。非洲猪瘟使得养猪业成为了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硬件方面的投资是越来越多，生物安全设施、小单元设计等专业化的设计和建设是必然。

 

    再者，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种猪行业基本完成了以引进吸收、改良提升为主的转变，步入了以创新追赶、自主选育为重点的新时期，5年不进口种猪也不会对我国养猪业造成实质性损害，也反映了我国猪育种的初步成效，具备了与国际品种同台竞技的基础。但我们在育种上存在测定量少，选择强度低、数据积累时间短，与国外差距大、联合育种难度大、选择准确性差、育种效率低、育种的针对性差，企业自主育种能力不高等多项不足之处。受非洲猪瘟影响种猪流通受限，使种猪企业损失惨重，性能测定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一些企业被迫使用二元猪回交选留后备猪，甚至商品猪，未来几年，出于对生物安全的考虑，种猪场会尽量减少猪群流动，步入自我更新，需要进行早期基因组选种，基因组选择已在国际上应用，也可使我国猪育种短时间内提高育种效率，为我国猪育种提供新机遇，尤其是目前常规表型测定受到影响。调猪到调肉的转变将使育种更加关注系水力、肉色等指标，大型屠宰企业的占比提升，也将使育种根据分级标准调整选育重点，联合育种更加困难，转向发展企业化育种，同时也是地方猪产业向规模化养殖、品牌化经营快速转变关键期，利用地方资源与引进品种杂交合成培育新品种已成为我国种猪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王立贤博士总结说，非洲猪瘟将促进我国生猪产业升级、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规模化进一步发展，养殖巨头得到更快发展。生产体系、育种体系将不得不去适应非洲猪瘟短期难以消除的局面，但生物安全的改善，将会使疫病的影响降低。我国种猪场损失巨大，一些种猪场的猪群损失一半以上，但重要的核心资源仍在。由于防非洲猪瘟的要求，测定工作减少或停止，育种工作面临停止甚至倒退的危险应用基因组选择技术，可以确保育种工作的延续和一定的进展所、企合作是发挥各自优势，是尽快提高我国猪育种水平的重要举措。未来中国的种猪业也一定会有一个快速发展，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种猪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