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文字实录：

　　徐浩然：我觉得郭凡生先生讲完我们都不需要再讲了，纯属画蛇添足了。听完这个意气风发的演讲，记得迪根斯说过一句话，不要把现实说的那么好或者说的那么坏，要有一种平常心。中国人现在歌唱太平盛世的歌太多，我们最应该唱的国歌，告诉中国人民到了最为危机的时候，另外是国际歌，国际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所以说东方红跟国际歌有矛盾，东方红说中国有一个大救星，国际歌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我们是做企业的，拉波是研究近代企业家，形成了对垒。

　　我非常认同郭凡生先生的演讲，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在台上的风格表现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他刚才讲了很多理念我非常赞同，我这里不占用更多时间，想讲一讲我们的做法。刚才郭总几次提到锡培先生，远东控股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我非常敬佩他，之所以我从一个传媒人3年前变成一个企业人重要原因，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这种责任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说今天我上场，不是以远东什么高级副总裁名义，而是以远东慈善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名义，昨天这个基金会刚刚在北京开发我们理事会，这个基金会成立只有4年，但是我们社会责任已经尽了21年，这个企业寿命到现在也是21岁。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在1990年这个企业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20多个人，100多万创业资金，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安置2位残疾人，我们现在不叫他们残疾人，叫身障人，对这些人我们不光是关注我们的员工，让他们有尊严，我们更关注弱势群体让他们有尊严。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人是身障人或者身障人，这是一个家庭，乃至于这个家族的痛，但是我们让他们成为产业工人，让他们自食其力，找到家庭幸福，这种功德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圆满。

　　有人说，如果做社会慈善是一种作秀的话，请问哪一个秀能够做20年？我们做慈善的人，我是做品牌，企业有两种品牌，一个是企业产品品牌，企业自身品牌，或者企业家个人品牌，还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品牌，企业公民品牌。咱们这个论坛不是谈社会公民，企业社会公民品牌。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要么做第一，要么做唯一，要么做专业，第一就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唯一就是我们只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专一我们一直持续做这件事。

　　在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之后，我们不仅安置2位身障人就业，也帮助他们创业，在去年5月份，在国际助残日我们让100多位身障人进入我们国内，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身障人创业一条街，给他们无偿使用这些铺面，让他们自主创业，找到一种尊严。

　　另外在北川地震过去之后，我们国家很多的志愿者地震的时候放蜂拥而上，地震过后都撤退了，没有人想到他们的创伤。昨天联系一位心理研究所专家，他告诉我，就在前两天北川还有人在自杀。当我们的政府，我们社会把这些楼房修好，给他们居住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最难修复不是楼宇，而是他们心中家园。当一个人面对空空荡荡房屋，当家里重要成员都因为地震失去生命的时候，你心灵什么样感觉。

　　我们在北川后来建立一个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合作叫心理援助项目，现在我们团队，我们工作组还在那个地方，北川远东心理研究中心，包括在玉树，凡是大地震人们心理留下障碍的地方，都有我们远东人的足迹，这是我们做的心理慈善，今年也获得中华慈善奖，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每年通过我们身障人学校培养这些身障人让他们学会就业和创业能力，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主持人于东辉：大家下午好，下面这个环节有我主持人。雪珥先生来自南半球澳大利亚，刚才介绍他身份说过他是太平绅士，什么叫太平绅士？就是英国女王亲自赐予的一种封号，雪珥先生从过政，经过商，治过学。现在每天坐在他的花园洋房里思考万里之外中国的苦难历史。傅国涌先生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近代企业史非常有名的专家，今天我们的徐总，还有郭总对中国企业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了解。我相信下面这个环节会很精彩。

　　今天开始我们论坛之前，我先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从过政，经过商，治过学，是100多年前刚刚傅国涌先生介绍的张謇先生，对中国社会影响到底有的大，据说1920年世界地腿上5万人以下全世界只标注两座，一个是美国皇室公园，另外就是中国一个唐家扎（音译），就是张謇一个工厂开在这里。张謇去世之后，当时梁启超先生曾经写过一幅挽联，“一老不遗，失恸岂唯吾党， 万方多难，招魂怕望江南”。今天来的两位老总都是来自江南，我想首先有请两位老总谈一谈，那个时代企业家有没有他们心中偶像，那个时代企业家对他们今天的企业发展有什么影响，先是郭总谈一下？

　　郭凡生：对不起，我原来也是学者，所以我不太给他们留脸。我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听完之后千万别掉眼泪，冯仑是我的朋友，5，6年前我们两家在美国油轮上，冯仑话很少，我知道他有事，最后他告诉我，他做911撞倒大楼的生意可能做不成了，他已经扔进去了600万美元的律师费。我们俩是好朋友，至交，我说算了咱们不要了，我们后面的日子还能过，冯仑跟我说老子就是要牛逼一把，我真的想做成一件事情。几个月前我在美国，我住在华尔街对面的一个高楼上，那边看自由女神，这边看华尔街，我真的看到冯仑这座楼盖起来，他告诉我说最上面几层他包租要建成中国中心，我给他说四面都会上霓红灯，那天会带着1千个企业家到楼底下为你助威。

　　不知道大家听了冯仑的感觉有什么感觉，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家世界的老总，由于种种原因他公司不允许上市的时候，杜厦不得把他公司卖到86个亿，他是中国民营资本老板手里钱最多了，杜厦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真的我想做成一个跟沃尔玛一样的公司，但是天不让我做啊，我卖掉的时候一个卖给新加坡的银行，一个卖给华瑞，另一个也卖掉了，他说我不能把我做成的公司变成他们来打压中国的武器。我有一个好朋友今天还在监狱里关到了，他们二位根本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代企业家顶天立地，我们正在创造着我们希望的历史。人各有志可以谈，他们两个人每人20分钟，我希望你们鼓掌我给你们谈，10分钟。我今天你们开会开的已经不耐烦了，有一次在蒋锡培老家，有一个艺术殿堂，我问为什么没有一个企业堂，蒋锡培这样的企业家坐在下面，你们出不起钱我们自己建行不行？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年，我们就像大户人家小妾生的孩子你干多好都没有用，我们忍了，这就是这一代企业家肩上的责任。

　　历史学家更多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我来讲我从改革开放30年的角度来看。公民权力第一，我们义务尽的怎么样，我们这些企业家30年国家资本投入不到20，我们交纳了70的税收，GDP80%的增长，和几乎全部新增就业全是我们解决的。但是，这样别人还说你没有尽到公民义务，前两天有一个报纸公然写国营企业比民营企业企业公民权力尽的好，好什么好，把别人的东西往出送很容易，你送送你们家的东西试试看。

　　第二原罪问题，一个商学院院长在我讲完之后你怎么解决你的原罪问题，原罪无非就是我，老蒋，冯仑，我们这些人加上李国庆，我们这些人从50年代开始财富积累，他说我们是血林林，事实上就在同样的时代里还有一件事情，3500万国有企业下岗，这个下岗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兵一个班的占有下岗之后孩子上大学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服毒自杀，我在书上写的是真事。但是这3500万人没有都走这样的路，他们绝大多数人有尊严的，幸福的在活着，就因为他们到我们这样的企业重新找到做人的尊严和活下去的勇气。如果将我们有原罪，我们早就还完了。

　　我觉得中国企业家注意民营，我们尽的社会责任和国家给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社会责任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我们承担的税负，我们承担的骂名，穷人买不起房子是地产商老板血里没有流着道德的因素，什么道理呢？米贵了，肉贵了，菜贵了全是商人的毛病，请问每座城市道路是怎样修起来了，我们的权力，我们的义务尽了，我们的权力却从来没有被真正的重视过。大家仔细想，我们进入的很多行业被封闭，公民义务是一样的，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我们人格都是平等的，但是在中国我和蒋锡培这样企业家我们是二等企业公民，不是吗？有谁为我们真正讲过公道话。改革开放初期，进来了什么香港鬼子，日本鬼子，他们三减三免不交税，我们一个公司就得交55%的所得税，我们承受了多大的不公平，你们有人讲吗，有人说那是原罪吗，没有。

　　今天中国富了很多人反过来说你们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每次调整都是砍在民营企业的尾巴上，脖子上，这次调整依然是这样。银行信贷拿出大数，只有16%点几的贷款是给我们民营企业的，80%几的贷款全都在国营企业手里，公平吗？我们国营企业用100块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10块钱就做到了，我们5块钱就做到了，我们有鸦片战争被别人欺辱历史，他们拿大炮轰开虎门之后把洋火，洋枪输送进来。今天为主中国制造走遍世界的时候，我们国家动了一兵一卒吗，我们走到那个地方被阻碍我们听到什么同情的声音，没有，似乎中国制造只是有钱人谋取个人暴利的工具，而不是伟大民族的自豪和骄傲。

　　不用说多了，说多了也没用的，我给大家说真正中国这一代企业家，我们正在做着许许多多前面企业家他们梦想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互联网行业谁说美国人厉害，我们全面打败了他。Google被百度打败，MSN被QQ打败，雅虎被新浪搜狐打败，中国人鸦片战争到今天第一次在世界领先的行业全面战胜最先进和发达的美国公司。只不过我们学界讲的更多，是要我们向他们学习。

　　我在华尔街待了几个月，我向你们写什么，早晨10点上班下午4点就下班了，我向你们学习什么10%失业率，1%的增长，过去中国企业家所完善管理和带来的进步，是未来企业家都要虔心向我们来学习的。讲多了没用，但是我，蒋锡培，杜厦，包括马化腾等我们这些企业家讲了没用，都不讲了，我们正在用自己的行为证明历史上的企业家是伟大的，我们将比他们更伟大。

　　主持人于东辉：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徐总，让他谈一谈我们刚才谈的话题，我们企业家前辈留给今天还有一些可以自荐的财富？

　　徐浩然：我觉得郭凡生先生讲完我们都不需要再讲了，纯属画蛇添足了。听完这个意气风发的演讲，记得迪根斯说过一句话，不要把现实说的那么好或者说的那么坏，要有一种平常心。中国人现在歌唱太平盛世的歌太多，我们最应该唱的国歌，告诉中国人民到了最为危机的时候，另外是国际歌，国际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所以说东方红跟国际歌有矛盾，东方红说中国有一个大救星，国际歌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我们是做企业的，拉波是研究近代企业家，形成了对垒。

　　我非常认同郭凡生先生的演讲，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在台上的风格表现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他刚才讲了很多理念我非常赞同，我这里不占用更多时间，想讲一讲我们的做法。刚才郭总几次提到锡培先生，远东控股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我非常敬佩他，之所以我从一个传媒人3年前变成一个企业人重要原因，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这种责任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说今天我上场，不是以远东什么高级副总裁名义，而是以远东慈善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名义，昨天这个基金会刚刚在北京开发我们理事会，这个基金会成立只有4年，但是我们社会责任已经尽了21年，这个企业寿命到现在也是21岁。